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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述申生前撰文:永远怀念周恩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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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长期的政治生活中间,周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我开始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49年以前。 1929年年底,我从河南东南部巡视工作后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我按照在秘密工作条件下指定的地点和接头的方法,找到了接待我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同志。

  
 

   这位同志看起来很年轻,身着上海居民穿着的长衫,浓眉黑眼,炯炯发光。

  
 

   一见面,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立即要我和他到户外去散步。

  
 

   我们边走边谈,我向他汇报了河南、湖北边界地区的工作情况。 谈完后,他说等向中央汇报后再告诉我。

  
 

   不久,即1930年2月,我被召到一个党的秘密机关(前几年才知道是吴德峰同志住的机关)去开会,在会上我才知道,那次在户外散步听我汇报的就是周恩来同志。 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恩来同志,也是第一次参加由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主持召开的会议。

  
 

   出席会议的除我外,还有许继慎、熊受暄二同志。

  
 

   周恩来同志讲了当时政治形势,谈了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宣布了中央的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组织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党的委员会;统一三省边区红军的军事指挥,建立红军第一军军部,并宣布党中央对我们三人及这次没有到会的曹大俊同志的任命(我任特委书记,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曹大俊任政治委员,熊受暄任政洽部主任)。 鄂豫皖苏区党的建设和红军的成立,得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最早的亲切的关怀和指导,这使我永志不忘。 从1930年春,边区特委和红军军部成立,几经变迁,经过几年激烈的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以后,鄂豫皖红军主力转移到川陕边,留下的部分红军重建红二十五军。

  
 

   我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于1935年在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 这时我和分别了近六年的周恩来同志会面了。 他一见到我就呼喊我的名字,和我谈在上海会见的情景。 我真惊讶他的惊人的记忆力。

  
 

   这次和我在上海见到的周恩来同志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他那英俊的脸上,留下了长长的胡子、全军上下都亲切称呼他周副主席。 我们住处和周恩来同志的住处邻近,看到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有条不紊地协助毛主席处理军政大事。 在直罗镇战役中,我们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就是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亲临战场指挥下,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此,中国革命就进入了新时期。

  
 

   此后,我就有机会经常接触周恩来同志,从陕北到武汉,由武汉又到延安。

  
 

   以后在北京,在东北的沈阳时常聆听周总理的讲话和指示,受到教育和鼓励。

  
 

   1949年我到旅大地区工作后,周恩来同志多次到达旅大,每次的接触对我的教育和影响都是极为深刻的。

  
 

   1953年2月,周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旅大参加纪念苏联红军建军节,通过周总理和欧阳钦同志的具体安排,在旅大市进行一系列的友好活动并慰问驻旅顺口的苏军。

  
 

   当时,斯大林同志在世,中苏关系是好的,周总理对旅大市负责干部进行了国际主义教育,讲到苏联广大党员、苏联军队广大指战员和苏联人民是好的,要学习他们的好东西。 1954年我国建国5周年的时候,苏联党政代表团到中国,毛主席、周总理和苏联代表团谈判,决定了驻旅大的苏军撤走。

  
 

   这是毛主席外交路线的胜利。 1955年,斯大林同志已不在世,在这年苏军撤退以前,苏方向中共旅大市委提出要建立1905年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沙皇将领的纪念碑。 我们向周总理汇报了苏方的意见并作了请示。

  
 

   总理指示说:1905年日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战争,要求树立沙皇将领的纪念碑是完全违反列宁同志的教导的。 中共旅大市委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严肃地拒绝了苏方的错误要求。 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周总理站在坚定的原则立场上,既坚持同苏联广大人民群众团结的方针,又坚持同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 从周恩来同志对旅大市委的许多具体指示中,我们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旅大市地处祖国国防前哨,是我国首都北京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周总理历来关心这个地区的工作。

  
 

   1955年苏军撤退,我人民解放军进驻旅大地区。

  
 

   这年,在国防委员会的指导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组织领导,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指挥下的辽东半岛的军事演习,周总理亲临视察这次演习。

  
 

   除许多中央领导人参加外,周总理还邀请民盟一位负责人章伯钧先生来参观。

  
 

   周总理在视察军事演习中还做团结党外人士的工作,这给当时旅大市党政军方面的干部以深刻的印象。 在周总理返回北京的前夕,于大连宾馆二楼休息室,周总理、陈毅同志、章伯钧先生、宋黎同志和我饭后漫谈,所谈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中国及旅大的历史,也涉及到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恩来同志在谈话时精神焕发,有时发出爽朗的笑声,陈毅同志也是极为健谈的。

  
 

   象那次博古通今热情奔放的谈话,在我和周恩来同志接触中是少见的,因此使我永生难忘。 第二天,我和有关同志因为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关于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会议,就乘周总理的专机一起飞往北京,同行的还有许云同志。 在途中总理听到大连北京之间乘火车需要20个小时时说,应该开辟大连到北京的航空交通,缩短旅途时间以利工作。 1977年年底,我和许云同志为参加张志诚同志的追悼会,在乘民航机飞回大连的上空时,回想到周恩来同志在飞机上对我们的讲话现已实现。 我们是多么怀念总理啊!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当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号召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奋发努力,逐步胜利实现的时候,全国人民该多么高兴,多么幸福啊!1962年,周总理在百忙中亲自陪同当时的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到旅大参观访问,周总理的一言一行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的思想。

  
 

   当天上午总理陪宾努亲王参观旅顺后,接待人员没有安排客人在灯塔饭店休息,总理得知此事很生气地说,你们工作中夹杂有大国主义的作风。

  
 

   总理午间不休息,在宾努亲王室外来回踱步,一直等到宾努亲王起来。 总理的行动是对我们的严厉的批评。 下午我打电话给童小鹏同志,请他转告总理请总理陪同外宾到棒褪岛宾馆休息,总理不同意,仍住在1955年总理住过的大连宾馆。 晚上我到宾馆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就不再提起已经作过批评的事了。 我深夜离开宾馆后,总理又找宾馆的工作人员及服务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情况,并调查了市内职工的生活,谈话一直继续到第二天凌晨。

  
 

   这种工作精神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对我们干部是极大的鞭策和鼓励,更加激起我们对周恩来同志的热爱。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他对我的教育,始终铭刻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脑际萦回。 我将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本文发表于《旅大日报》197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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